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美学问题

审美与艺术历来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渗透在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之中。20世纪以来，美与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学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如何来看待美与艺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怎样来建设当代的美学，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国美学界从50年代初期开始，到“文革”前及“文革”后的80年代，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在较多的人当中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应当是解决美学中各种问题的哲学前提或基础，并对实践与美和艺术的关系作了不少重要的探讨与阐发。我认为这是这次讨论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从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来看，也是中国学者所作出的一个贡献。90年代以来，一些同志一方面肯定了实践美学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对它提出了各种质疑和批评，形成了被称为后实践美学的种种观点。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同志提出了审美文化问题，并进行了许多研究。这样，就在美学界形成了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审美文化研究多元发展的百家争鸣局面。

我个人一向是主张实践美学的，但我并不认为包含在这一概念下的各种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认为实践美学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美学中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实践美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为美学的哲学前提确立了下来，它为了完善自身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面对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实践美学必须有新的大的发展。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批评，有些触及了它的弱点。但我又不同意美学的新的发展需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这个哲学前提。在我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提出使传统的美学宣告终结，为一种真正新的美学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一个带有共同性的、重要的批评，是认为它把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混淆或等同起来了。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看，从来只认为实践活动是美与艺术产生的根基、源泉，并没有认为实践活动即是审美活动。毫无疑问，实践活动不是审美活动，但审美活动却又是从非审美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历来许多美学家长期陷入的一大迷误，就是只看到和只强调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差别，因而只从审美活动本身去说明审美活动，竭力要“从审美的活动中排除实践的活动”（克罗齐）。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正如每一个人不是自己生出自己，而是由他人（父母）生出来的一样，审美活动也不是自己生出自己，而是由非审美的实践活动生出来的。劳动不是审美活动，但其中无疑存在着美。抗洪抢险也不是审美活动，但其中却存在着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壮之美。实践之所以产生了美就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劳动）是不同于动物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而是能够支配客观必然性的、创造性的、自由的活动。正是基于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多次指出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美就是人的自由在人创造他的生活的实践活动的对象、过程和结果上的感性表现。这种自由可以表现为，而且实际上常常表现为极为困苦、艰辛的活动，甚至表现为受难与牺牲，但只要有人的自由存在着的地方就会有美的存在。许多自然物的美看起来同人的实践创造活动没有关系，实际上仍然是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改造了自然，使整个自然界与人类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成为人的自由生活实现的条件和对象的结果。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们共同进行的活动，人只有在集体、社会中才能取得自由，因此美作为人的自由的感性表现同时也是人的社会的本质的实现。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性，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这是美的极深刻的基础。抽象地讲，我们还可以说美是个体与“类”（人类）的统一。个体的存在是短暂的、有限的，“类”的存在是永恒的、无限的。个体的自由的实现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个体既然同时又是“类存在物”，就不能只考虑个人短暂的生存，还要考虑子孙后代以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所以，奉献是美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伟大表现，特别是在人类处于艰难的时代。在西方，被血淋淋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之所以成为许多画家反复描绘的题材，原因就在于此。总而言之，人类为了争取自由而不断进行的实践活动是美的真正的、终极的、最后的根源。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由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与剥削而造成的劳动的异化，掩盖了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和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的自由的活动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堵死了从人类实践出发去认识美的根源的道路，使美成了一个“谜”。德国古典美学自康德开始已经在从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来探讨美的本质，但只有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启发下，第一次把这种统一放到了人类感性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承认实践是美与艺术的根源，那么当代的美学将怎样发展，什么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新美学，就必须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新的发展中去找到说明。我只想简略指出，当代美学的发展不仅不会脱离实践的基础，并使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日益分离开来，反而会使两者日益接近和相互交融。就中国当代而论，美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美学界，包括主张后实践美学的同志们，实际都在对此进行思考。我深信，从这种思考中，最终将会产生一种有世界意义的新美学。

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批评，是认为实践美学以之作为哲学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没有解决主客二元对立问题。因此，实践美学残留着或有极明显的理性主义印记，不懂得美的本质就是超越，美是超理性、超现实的。这里明显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另一个是美与超越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仔细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论著，就会看到感性物质的自然界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的感性自然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它之前的唯物主义哲学没有什么差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是在指出人所生活的自然界以及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成为与动物不同的自然存在物，是人类实践在长时期中改变了自然和人自身的结果。所以，马克思说他的“新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所在。“感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优先的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活动既是有意识、有目的活动，又是实际改变世界的感性物质的活动，而不是仅仅在观念、精神中发生的活动。这样一种活动，是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变观念的东西为物质的东西的活动，因此它正是哲学史上长期存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真正消解。这个主客二元对立的消解问题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讲得很多的热门话题，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这种解决不是如西方现代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回到主客不分的原始混沌的状态。如果真的回到这种状态，人就成了动物或与动物差不多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因为他能把自己作为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所以他的活动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而才可能是自由的活动。所谓主客二元对立的消解决不意味着消灭主客的区分，而是要消灭主客的对立，使之达到统一。如马克思所指出，“思维与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之中”。这个统一的基础、中介、桥梁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从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理性”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理论认识；从伦理、道德、法律的意义上说，就是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二者都来源于和决定于人的感性物质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如果“理性”脱离和阻碍了人的感性物质的实践活动的发展，从而脱离和阻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么这种“理性”最后必然要被否定而产生出新的“理性”。因此，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用某种抽象的“理性”来规定、说明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的“理性主义”，也不是西方现代哲学中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而是主张在人类实践基础上感性与理性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审美与艺术即是这种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特征是人的自由的理性直接呈现为人的感性，人的社会本质的实现直接成为人的个性、生命和情感的内在要求。但这又不是如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存在于感性之外的理性不断积淀到感性中去的结果。在我看来，人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两者始终处在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之中，但感性（人的肉体的生存和发展）又居于优先的、基础的地位。如果要讲审美的超越性，那么这种超越是指超越动物性的感性，超越理性与感性的外在对立（即理性成为感性的内在要求），超越单纯的实用功利要求的满足和纯粹物质性的消费与享受。这种超越在根本上又是为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我们对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自由、幸福、理想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是虚幻的超越，也不是进入某种和理性绝缘的领域。虚幻的超越得到的只是虚幻，不是美。最离奇的想象也只有在它成为现实的人的自由理想的表现时才会有美。完全脱离理性的领域是一个神秘的宗教的领域，但就是宗教的艺术也是因为它在虚幻的形式下展现了人对自身的自由本质的追求才成为美的。非理性或反理性在西方19世纪以来的艺术中十分时髦。但非理性或反理性只有在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现实的人的异化的揭露或抗议时才会具有某些价值。在我看来，这种非理性或反理性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感性与理性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无法得到解决的表现。它对这种矛盾的强烈的暴露有助于矛盾的解决，但矛盾的解决不是否定、取消理性，而是重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与和谐。